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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宗篇24 老贵新贵,宗王大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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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时任开封府尹乃是乐平县公李昭贤,先不提他的履历与资历,就冲他的出身背景,就足以担任这“天下第二府”的主官。

    他的父亲叫李继隆,母亲叫刘葭,外祖父为世祖皇帝,也是当今天子的表哥......李氏也算大汉将门了,不管是李处耘,还是李继隆、李继和,都是一时名将,尤其是李继隆,统帅之英,中流砥柱,也是李氏最杰出的人才。

    不过,随着李继隆兄弟的先后此辞世,李昭贤这一代开始承担起家族重任,同时也走上大汉的政治舞台。只是,李昭贤这一代,再无如李继隆、李继和那般的人才,第四代也还无人冒头,因此,李氏家族的丁口多了,但那股家族发展的势头却在衰落。

    长年以来,都是李昭贤在维持李氏在宫廷、朝野间的权势与影响,即便他从小就接受李继隆的教育培养,但实事求是地讲,也就一中人之资,为政处事,也只突出一个稳重、和协。

    但是,对于李昭贤这样身份的来说,中人之资,已然足矣,开封府尹的职位,就是明证,这可不是一般勋贵能够担任的。

    平心而论,如果皇室与朝廷心存猜忌之心,那么如李氏这种,将门世家,在军队中拥有强大影响力与号召力,又曾出将入相,掌管军政权力,同时还是皇亲国戚,对皇权的威胁才是最大的,远比一般权贵要大。

    然而,大汉帝国从世祖时代一路走来,比之李氏更显赫、亲近的将门外戚家族都有,且不是一家,等到六七十年后的建隆时代,这种问题,已不是大问题了。

    这还得感谢世祖皇帝活得够久,在位时间够长,在他的统治时期,以其崇高的权势威望,将这方面的威胁逐渐淡化、消除了,再加上一系列平衡措施,以及太宗皇帝强化制度的各项政策规定,方才形成当下的局面。

    对大汉帝国如今的权贵们来说,一旦有机会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下手,攫取权力,侵蚀皇权,但谁也不敢生出造反篡位的念头来,那只会让人群起而攻。

    但凡统治阶级,想要从其内部形成一种根本性的颠覆,是很困难的事情。当然,若是到帝国的统治后期,那就不一定了,在此之前,仍旧需要一段漫长的发展、变迁。

    仔细想想,连皇室宗王都能在朝廷中担任要职,还掌握实权、重权,采用一些皇亲国戚,就更属于寻常了。然而,不管是世祖、太宗,乃至康宗,都在有意地提拔庶族官僚,打压勋贵,用以平衡,

    就更别提刘文济了,他才是最需要对帝国权力、阶级进行平衡的人,然而,到最后就会发现,所谓了平衡,只不过在贵族官僚之外,培养出了一批庶族权贵罢了,而这两者之间,本质上并无不同,只不过享有的特权不同,对皇权的威胁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罢了......

    就拿时任开封府判官的吕夷简来说吧,大汉帝国从中枢到地方设立的“判官”之职,可不只是判狱案诉讼,而是所在职司大小一应州府院事悉可判之,也就是所谓的“通判”,可想而知在相应职事内的权威了,远比传统的“上三佐”要重得多。

    当然,随着时事的发展变迁,“判官”一职也不是一个普遍常设的官职,严格意义来说,和朝廷应时则期遣重臣巡抚、巡检地方一般,是个使职差遣。因此,大汉帝国上下部司、州府虽然数以百计,但判官数量并不是很多,只有在特殊职司地方抑或特殊情况下才设立,而开封府当然具备这份特殊性。

    至于吕夷简,时年不过四十出头,名声不小,才能也还算出众,但朝廷上下,提及此人的时候,首先想到的却是其其伯父,“开宝—雍熙”名臣、名相吕蒙正。

    当然了,吕蒙正膝下子嗣虽然不少,但以成就、名望及权势来说,还得是吕夷简在事实上成为吕蒙正在政治上的衣钵传人。而若非同姓吕的这层关系在,以及吕蒙正在世、在朝时的一些教导与帮助,即便吕夷简资质再好,想要达到如今的政治地位,也是千难万难的。

    进入建隆时代的大汉帝国,或许还要早许多,就已经不是一个任由寒门、庶民、草根崛起的时代了,即便每年仍有不少寒门庶族通过科举、吏职渠道进入仕途,被授命官,然而,这部分人数量比之亿兆子民,就显小众了,同时,也很难说清这些庶民背后是否牵扯到哪些“不普通”的背景与关系。

    而曾经那些被世祖皇帝用以制衡勋贵阶级的庶族官僚、寒门将领们,在漫长的岁月中,也早已成为一种新“权贵”,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承关系。

    毕竟,在官本位的帝国,出仕为贵,而一旦为贵,便实现了身份的转变、阶级的跃升,想让统治阶级的权贵们与被剥削的黎庶阶级和谐融洽相处,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矛盾的事情。

    能够做到的,就足以夸他是一个“有节操、有德行”的好官了,这也只是部分统治阶级的自我觉悟罢了。而不管是世祖皇帝还是太宗皇帝,他们所谓的制衡,只不过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了一批“新贵”罢了,与整个帝国的阶级矛盾上,并无根本性的改变。

    当然了,由世祖、太宗完善的学政、考举制度,保证给予庶民基本的上升渠道与机会,这就已经是其进步性了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,掌握帝国核心话语权的功臣勋贵集团,他们的传承维系基本都以血脉为纽带,这是爵禄条制就规定了的,也是勋贵来源与传承的基本特征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,“新贵”们在政治传承上,就要显得广泛多了,血脉、亲戚关系,依旧是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,但并不局限于此,师生、同学、同僚、同志乃至同乡,这些都可以成为一派政治势力传承发扬的脉络。

    在广泛性与包容性上,这部分“新贵”们显然是要优于传统勋贵们,毕竟总体的人才基数就天差地别,这也是他们能够与功臣老贵们抗衡的根本原因,并且,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区间来看,老贵与“新贵”之间,必将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......

    这些涉及到帝国统治阶级的问题,一些深层次阶级矛盾,作为皇帝的刘文济,显然是有所察觉,这一点,是难能可贵的。而刘文济采取的解决或者说缓和办法,就是那个同样透着调合意味的中央、地方两级吏政学校制度的尝试与发展了。

    ......

    銮驾在抵达东京之后,皇帝刘文济首先发了一道恩旨,追赠前宰臣、计相向敏中,厚赏其子孙,以六品散官荫其二子。老相向敏中,就在今年夏四月时,病逝于开封城内的府中。

    起初得知丧报时,刘文济依旧已经表现出惋惜之情,遣人赴丧吊唁,此番只是在之前的慰赐基础上追加恩赏罢了,除了实惠之外,向敏中还被追赠为尚书令。

    实际上,向敏中之事,对刘文济而言,可以说只是一种旅至开封时改换心情的调剂,在处理完其事的一点小尾巴后,他将迎来一件大事,一件于大汉帝国历史而言都意义重大的事。

    仲夏之末的开封城,不只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,同时还迎来了一批四海八方的客人——分布于海内外的大汉帝国封王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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